电影长子：不创新，毋宁死！
201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整整40年。40年的时光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太多的变化。我们“失去”了粮票、布票、食用油票、副食本……却可以利用手机，足不出户尝尽各地美食，买到各地物产；没有了滚滚的“私家自行车”大军，却迎来了庞大的“共享单车”浪潮；公交IC卡和NFC手机取代了纸质月票……40年的岁月里，“变化”成为一个我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常量。而在这个常量之中，还有个“不变”的核心——“创新”。
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说“中国纪录片的春天来了”的时候，我们却发现，中国的纪录片仍旧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创新”。
传统模式的纪录片，已经不再是现在观众唯一的选择。移动端的兴起，微阅读时代的到来，都令观众有着更多的选择权。不同于传统的电影、电视播出渠道，互联网让观片从“线性”演进至了“非线性”，从单一的“你播我看”演进至了“你备（片）我选（看）”。在琳琅满目的影视节目中，曾一度被认为“不好看”的纪录片，应该怎样才能挽留住当下观众挑剔的目光？如果还是往昔“粗暴”的“宣教片”模式，那纪录片这位“电影的长子”将被大众遗忘，被时代遗忘。当我们念念不忘“世间万物皆在变化之中，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的时候，就会了然——没有了以“创新”为核心的“变化”，纪录片的发展或许只能是原地踏步。
创新，说来简单的两个字，但是如何做到？从何处入手？创新的方向在哪里？……一系列的问题都在等待着纪录片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第八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暨电视艺术发展论坛上，中央电视台总编室宣传统筹部副主任、高级编辑、著名纪录片导演陈真针就指出，要从内容、形式、传播方式、业态等多个方面着手创新。
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其他任何影视艺术形式，其核心的关键词始终都是“好看”。而纪录片的“好看”，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或许就是要让纪录片更加鲜活生动起来。
“侣行/我们的侣行”系列“网生”纪录片，从“网红”进而走向电视台，成为网络反哺电视台的经典范例。这部纪录片起初在网络上的出现，可以说是个偶然。毕竟，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够像张昕宇、梁红一样“抛家舍业”地进行环球旅行，而且还用影像如此真实地记录下来。但这种偶然之间也存在着必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可以走出家门，走出国门，走向更辽远的世界。“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自然就成为了中国人生活中的新常态。然而，毕竟还是有那么多地方不是有钱、有闲就能去的。战乱中的阿富汗巴米扬、仍有大量核辐射的切尔诺贝利、依旧神秘的亚马逊热带雨林……每一个“侣行”中的“驿站”，都有着我们想去但无法去的理由。这个系列纪录片的过人之处，不在于“旅行”或是“侣行”，而是这对夫妇的“素人”属性，以及“270”这个“灵活的胖子”的“无所不能”，让所有看惯了专业主持人带着我们到处游走的纪录片的观众，品尝到了全新的“旅游”风味。
2018年一开年，全中国就收到了一条这样的短消息：“叮—— 您有一封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那些尘封在博物馆、考古所里的文物们，纷纷“活”了起来。“肌肉萌”的陶鹰鼎、“蜜汁微笑”的人头壶、太阳神的“美瞳”……这些脑洞大开的联想，却让这些被大众几乎都快遗忘的文物，以一种极为鲜活的状态回归到了大众的视野之中。打破了惯常我们熟悉的“央视范儿”，没有了正襟危坐，《如果国宝会说话》用“故宫文创”般的“皮”，顺利地俘获了年轻观众，收获了几乎所有人对纪录片的追捧、对国宝文物的追捧。
最近刚刚在B站开播的《历史那些事》，以“实验纪录片”的身份，带给了大家不一样的感受。这部打破了历史纪录片传统模式的纪录片，打造出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讲述方式。我们常会用“寓教于乐”四个字来形容有趣的课堂讲授，但是在纪录片的模式中，特别是历史纪录片中，我们却几乎都在正襟危坐，一板一眼地讲述着故纸堆中的“死历史”。然而，《历史那些事》却用一种看似“插科打诨”的方式，将往昔岁月还原为最新鲜生动的“活历史”，让观者不再与历史有疏远的距离感。
当然，纪录片毕竟不是相声，单纯的轻松并不能完全解决纪录片的出路问题。
2017年，一部讲述“慰安妇”题材的纪录片《二十二》创下了中国纪录片的票房纪录。关于“慰安妇”，我们一直以来都有着沉痛到刻骨铭心的记忆。每一次提到那段历史，我们无不是歇斯底里的痛斥着魔鬼的暴行，但是却常常忽视了对于受害者的人性关怀。而《二十二》却用深沉的凝视，让我们懂得了“沉默的力量”。从题材角度而言，《二十二》早已失去了“揭秘的新鲜感”，但是从内容的角度而言，这部纪录片却呈现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让我们在泪水中有了更多的反思与更坚定的力量。
一直以来，我们都将纪录片当做是“小众”的影视类型。但是，当看到“侣行”系列、《历史那些事》在网络上的高口碑、高点击量，以及《二十二》的高票房时，我们就会发现，纪录片原来并不小众。那么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认为纪录片是“小众”的呢？或许，从业者没有摆脱“桎梏”，才是纪录片“小众”的根源。
“桎梏”，其实并不仅仅是制作方式的“陈旧”，也包括传播渠道等多方面。就比如《我在故宫修文物》在电视台播出的时候反响平平，但是在网络上播出的时候却成为了“网红”，显见传播方式、传播渠道的“创新”，也是纪录片从业者须要认真研究的课题。
另外，在纪录片的选题创作过程中，不少编导都在抱怨是“在带着镣铐跳舞”。但实际上我们却可以转换角度和思路，完成一部好片。比如，谈到“文革”这个话题的时候，传统的做法是要么不去触碰，要么就是单纯地探讨“受害”，但似乎并没有人愿意从当年的“施害者”的角度去进行探讨。其实，我们大可转换角度和思路。前些年曾有电视台播出过一部纪录片，讲述了一位当年的“施害者”如何在感悟到自己当年所作所为的错误之后，投身公益事业的历程。这样的作品，就是纪录片在思路、角度上的一种“创新”，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视角观察社会、反思历史。
作为电影的长子，在影视文艺的舞台上，纪录片有着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将纪录片视为教科书式的文献典籍，那么将是纪录片的“悲哀”。在新的时代，当各行各业都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高歌猛进的时候，纪录片“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作用，也应该被更加适应时代潮流的方式体现出来。